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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电影一般指的是表现、传承和弘扬中国人民革命历史、斗争生活和精神的电影。虽然它的称谓出现的时间不长（表征也还有争论），但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创作的第一批电影作品。像1949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光芒万丈》《白衣战士》等都可以归入这一类。
画册外包之后，红色电影的创作蔚然成风，形成一股蔚为大观的热潮。如20世纪50年代的《赵一曼》《白毛女》《南征北战》《鸡毛信》《渡江侦察记》《平原游击队》《上甘岭》《柳堡的故事》《党的女儿》，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家庭》《林海雪原》《洪湖赤卫队》《红色娘子军》《甲午风云》《地雷战》《地道战》等等，都是其中的经典作品。“文革”后，电影艺术重新焕发生机，红色电影的创作也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出现了一股新的创作浪潮。
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几次红色电影的创作热潮，推出了一大批经典的红色电影作品。比如，1989年国庆40周年的《开国大典》，1999年国庆50周年的《国歌》，2009年国庆60周年的《建国大业》；再如，1991年建党70周年的《开天辟地》，2001年建党80周年的《毛泽东在一九二五》，2011年建党90周年的《建党伟业》……这些红色电影或抒写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历史，或表现继往开来的党的发展历程，塑造了一大批气壮山河的历史人物，呈现了一系列举足轻重的重大事件，洋溢着一种革命英雄主义的浪漫情怀，蕴含着巨大的精神力量和崇高的价值追求。
本文重点探讨的是，在传承红色电影优秀传统的基础上，近年来面世的一批红色影片所呈现的新风貌、取得的新进展、提供的新经验。
视野更为开阔详情页设计
近年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迎接建党100周年，广大电影工作者奉献出一批优秀的红色电影。在这些影片中，既有正面表现人民革命斗争生活和历史的《古田军号》《红星照耀中国》《决胜时刻》；有表现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创作的艺术家萧传玖传奇经历的《夜去晨来》，表现卓嘎、央宗姐妹父女两代人扎根祖国雪域边陲、爱国守边的《我的喜马拉雅》；有表现二战时期中国空军将士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舍身救国的《鹰猎长空》；还有表现用生命对抗天灾人祸、无惧艰难险阻、舍己为人的《紧急救援》，讲述单亲妈妈在艰苦的环境里言传身教、用心培养孩子的《布谷依旧》……主题多元，令人瞩目。其中最受人关注的是《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我和我的家乡》和《夺冠》。
从时间上看，《我和我的祖国》注视从1949年到2016年的大跨度历史，《攀登者》专注20世纪60年代的艰难岁月，《中国机长》凝聚当下的时光，《我和我的家乡》透视当代中国的发展进程，《夺冠》则再现中国女排30余年的起落沉浮；从空间上看，《我和我的祖国》瞄准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高光时刻，《攀登者》对准国家特定困难时期的民心世态，《中国机长》截取现实生活中的一段插曲，《我和我的家乡》讲述中国东西南北中五大地域的家乡变化，《夺冠》则呈现中国女排举足轻重的三场重大比赛图景；从叙事上看，《我和我的祖国》表现小人物心系国家的故事，《攀登者》展示中国登山队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的事迹，《中国机长》再现被授予“中国民航英雄机组”的川航3U8633果断处置的突发事件，《我和我的家乡》透视“我”的家乡翻天覆地的百态人生，《夺冠》则讴歌几代排球女将的热血与青春。连同以上提及的同期的多部影片，可以清楚地看到，新近的这些红色影片表现内容千差万别，选取类型大相径庭，关注对象迥然有异，展示了丰富多彩的人民生活和时代精神。显然，相对于过往更多执着于“革命斗争历史”的单向选择，如今的红色电影的视野更为宽阔、多元、超脱。
这里其实就引申出一个问题：电影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文化传播，所以电影的创作与接受，始终应当与整个社会的文化发展联系在一起。正如李泽厚先生曾经指出的：“艺术趣味和审美理想的转变，并非艺术本身所能决定，决定它们的归根到底仍然是现实生活。”随着对红色文化认知的深入，红色电影的开放性与永恒性同样得到了重视和开掘。
我们由此明了，红色电影不是一个固化的、僵滞的概念和框框，而是需要随着对其内涵和外延认识的进化，不断调适和扩大它的生长空间。一方面，我们要坚守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捍卫红色文化的本真本义；另一方面，需要积极顺应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自觉进行观念结构的调整和美学观念的更新。在新时代，凡承载革命历史的红色基因，彰显时代进步的红色精神，努力观照现实，积极回应时代，深刻提炼生活，给观众以思想启迪和精神鼓舞的电影佳作，都可以而且应当归入红色电影的范畴（《我的喜马拉雅》《紧急救援》《布谷依旧》等的纳入，根据即在于此）。
从某种意义上说，红色电影实际上就是主旋律电影的一个分支，一种精神内涵相通的别称。只是相比较而言，它更加侧重人民革命斗争精神的传承，强调红色基因、红色精神血脉的赓续和弘扬详情页设计，因而在内容和形式上有了些许特殊的规范和要求。
姿态更加平实
姿态是个富矿词，应用到红色电影上，它的覆盖面很宽，包容性很强，既牵涉到思想观念和创作方法，也体现于谋篇布局和影像手法操作。而近年来红色电影“姿态”的嬗变，可以用愈加“平易”和“朴素”来概括。首先是人物塑造。
过往的红色电影，大多展现伟人、英雄、模范人物的丰功伟绩或动人事迹，有的本身就是以历史上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为原型的。红色电影当然要弘扬英模伟人的不凡事迹，但如果一味地高大上，甚至不食人间烟火，人物形象难免落入概念化和公式化的窠臼。要创造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令人信服的英雄形象，必须还原人物原生的那个时代，追随他们心灵的历程，让观众真切感受到他们在历史演绎中的生命体验和情感波澜，体察到个体在成长中所面对和遭遇的不同境遇。进一步说，作为时代的产儿，个人从来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命运的摆布，而是有着多种多样的成长路线。卓越人物的成长没有预定形式，哪怕是一个来自底层的、原本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只要顺应时势，奋发有为，外包美工同样可以做出对社会、对民族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像《攀登者》中方五洲、李国梁、曲松林们的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夺冠》里郎平们的脱胎换骨、凤凰涅槃。这样的人物之所以深入人心，就在于这些普通人在面对自然环境的调整或竞争激烈时生命力的迸发，获得非凡的人生意义，进而具有一种生命与价值的感召。当这样的小人物英雄以聚集的态势出现在这些年的红色电影中时，观众有了一种“英雄各有见，何必问出处”的领悟，也有了一种审美认知的升华。
其次是叙事选择。
大历史、大事件一直是红色电影的主导叙事。数十年来，我们几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表达，形成了某种固定的估值体系。
但近年来的红色电影可谓“反其道而行之”，努力从千篇一律的宏大叙事中摆脱出来，更多地选择“平民叙事”和“微观叙事”，力求从最真实的生活出发，用亲民的方式讲述具体而生动的故事，从平凡中发现伟大，从质朴中提炼崇高。如《中国机长》展示的飞机客舱环境，原本是再寻常不过的日常生态，但由于人物在紧急关头临危不惧、超乎寻常的行为，酿造出巨大的戏剧冲突，折射出大历史、大时代的光芒，以小见大。同样，《我和我的祖国》的故事分别对应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84年8月8日中国女排奥运会夺冠”等国家发展的重要时刻，因为融入了普通人的视角和他们实实在在的生涯阅历，历史不再高冷，事件不再抽象，化超常为寻常，变宏观为微观，接续了人世的喧嚷地气，充盈着生活的和暖温度。《我和我的家乡》继《我和我的祖国》之后再次获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叙事中心的下移和人物身段的放低。由此可见，红色电影的创作从宏大到细微，从抽象到具象，何尝不是一种新的、更明智的选择，一种顺应时代、革故鼎新的进取。
共情更受青睐
长久以来，红色电影一直被我们看作思想教育的载体。红色电影的这种功能是毋庸置疑的，如何实现和放大这种作用与影响却大有讲究。以往的一些红色电影，或由于人物形象的完美无缺，或由于立足点的浩瀚宏大，或由于过分注重“政治正确”，甚至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扮演耳提面命、谆谆教诲的角色，难以自然顺畅地进入观众的心灵深处。在多媒体时代，这个问题愈加显得突出。
自觉地从创作者的角度跳出来，建立与观众的共情共鸣，让观众不仅看得进去，而且乐意接受，进而自觉沉浸，通过情感反哺强化思想附加值，实现“长尾效应”，这是当下红色电影创作又一个卓有成效的探索。
在《中国机长》中的每个人物，都寻常得如同我们身边人。这种人物关系设置本身就易于拉近角色和观众的感情距离。而当挡风玻璃破裂，驾驶舱瞬间变成-40℃，副驾驶半个人飞出窗外的危急时刻，袁泉饰演的乘务长勇敢地站出来向全体乘客宣告：“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日复一日的训练，就是为了能保证大家的安全。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语气异常冷静，温柔而又坚定，声声入耳，句句入心。同样，当飞机历经艰难终于安全着陆、现场欢腾雀跃之际，走出机舱的刘机长只对记者说了12个字的感触：“敬畏生命，敬畏职责，敬畏规章。”没有一句豪言壮语，不见一个夸张动作。其实，不需要做过多渲染和煽情，他们的行为本身就具有足够的力量，就和观众产生了精神默契。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影片通过影像视听语言无可辩驳地宣示：奇迹的发生并不只是因为某一个人的壮举，而是集体的胜利，是所有环节共同配合的胜利。飞行员力挽狂澜，乘务员临危不乱，乘客配合与信任，地面各部门包括军队全力支援……每个人都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共同铸造了这个奇迹。这一带有普遍社会伦理意义的共情主题，提升了作品的内涵意蕴，打动了大众柔软的内心，赢得了观众情感的高度认同。从此出发，我们也就理解，发凡中国社会40年改革开放的编年史和心灵史，《夺冠》的编导为什么将其锁定在中国女排姑娘们的身上，因为她们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和共同情结。
导演孔笙曾经说：“先让我们自己相信，才能让观众相信。”编剧王三毛则说：“我的理解是情感永远比思想更深刻，更能打动人心。”承载意识形态功能的红色电影同样如此，只有不断通过创意、叙事、技艺和修辞等手段的迭代和重构，摄取观众感情的认同和社会心理的感应，才可能进入社会主流意识的范畴，产生意识形态教化的功能。正是由于近年来红色电影作品所表意的万象世界，同人们生活在其中的世俗世界息息相通，影像越来越平实，距离越来越切近，勾连越来越多元，契合越来越深入，才使观众产生了共鸣和共情，才生发了电影艺术的矢量。这种心志与文本相辅相成，主体和客体相得益彰，物我同一、物我两忘的新格局，既预设了红色电影再出发的高起点，也牵引着红色电影辽阔的未来走向。（李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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